以至于几期后许多百姓都托人写信到《苏州旬报》去反映自己身边的问题，往衙门里写状子去告人叫写公状，而这些往《苏州旬报》写状子的现象则被称作“写报状”。
但如果放到明代末年，天下的问题多了去了，再多报道一两条除了为党争提供燃料之外，也不会有其他作用。
苏州百姓比福州百姓更有钱，一个壮劳力花上半天工资也就能买到一份厚厚的《苏州旬报》，学堂、工厂直接长期订购，短短一個多月时间，《苏州旬报》的销量就超过两千份，不少杭州南京的书商专门跑来申请代理，不是购买《苏州旬报》拿到别处去转卖，而是代理印刷，《苏州旬报》已经筹备在南京和杭州各再建立一处印刷点。
许多苏州官员对王文龙是又恨又怕，但每期《苏州旬报》出来，他们却都优先抢购，生怕这一期的报道之中涉及到自己所辖的工作。每次看报都心惊胆战。
经历过后世的王文龙，并不会天真的以为所谓报纸的舆论监督就是多神圣的工具。
《苏州旬报》做到这样的程度，就已经不错了，想要进一步发展，还要等待他自己的实力扩大才行。
更让王文龙感觉不妙的是大员岛（本章未完，请翻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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